深渊下的低语与无声的雷霆（1/5）

联合攻关小组的成立，让“鲲鹏二十八号”上的工作进入了倒计时状态。苏桐和陈锋各自带领团队进入近乎封闭的工作模式，而沈浩飞则像一位交响乐指挥，精准地协调着每一个声部。

“我们选择的‘探询信号’，必须是这个生态系统可能‘理解’的模式。”苏桐在生态组的全息投影前解释，屏幕上展示着Z-9区域生物发光与环境参数关联性的复杂图谱，“经过对连续168小时监测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系统对三种周期性波动的‘反应’最为稳定：一是与海底地热液喷口脉动周期(约47分钟)相近的低频声波；二是模拟特定深海鱼类群体游动产生的流体力学扰动模式；三是一种极低频的电磁波动，其频率与地球背景舒曼共振的某个谐波相关。这三种波动在自然界中都存在，且强度远低于我们可能产生的扰动。”

“但我们需要一个‘组合’，”苏桐继续道，调出一个三维模型，其中彩色的波纹代表着不同的能量形式，“就像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同一个简单旋律。我们建议的探测试验，是在72小时的时间窗口内，分三个阶段，依次向Z-9区域外围的指定位置，注入这三种模式的、能量强度经过严格计算的‘信号包’。每个信号包持续时间不超过5分钟，间隔至少6小时，以便系统充分‘消化’和反应。”

“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这些信号的产生、传播和终止，都精准无误，且不对周边环境产生任何可检测的次级影响。”陈锋接话，调出了“鲸龙”系统的改进型信号发射模块设计图，“我们已经改造了三个小型化、可移动的声-电-流体复合信号发生器，由‘夜枭’负责部署和回收。每个发生器都配备了多重反馈抑制回路，确保输出信号纯净。同时，我们会在试验区周围半径5公里范围内，部署超过200个高精度传感器，监测哪怕是最微小的环境参数偏离。”

沈浩飞仔细审视着方案：“系统对信号的可能‘回应’，你们预期是什么形式？又如何确认这种‘回应’不是自然波动？”

“我们建立了Z-9区域在当前季节、当前海洋条件下的‘基线行为模型’。”苏桐调出一个不断演化的概率云图，“任何超出模型预测范围、且与信号注入存在时序相关性的变化，都将被视为‘潜在回应’。特别是，如果系统在三种不同模式信号刺激下，表现出可重复的、模式化的行为改变——比如特定生物集群发光频率的同步调整、化学物质释放的节律变化、甚至是通过水体传递的微弱次声波——我们就可以建立初步的‘刺激-反应’相关性。当然，要证实这是真正的‘信息交互’而非简单扰动，需要更长期的、更复杂的验证。但这第一步，至关重要。”

“安全冗余呢？”沈浩飞追问。

“三重保障。”陈锋回答，“第一，每个信号发生器都有独立的物理急停装置和自毁程序(确保不会落入他人之手)；第二，实时监控网络一旦检测到试验区任何非预期变化超过阈值(阈值设定为自然波动的3倍标准差)，立即终止试验；第三，‘夜枭’和所有观测潜器随时待命，必要时可发射反向抵消信号。我们甚至模拟了最坏情况——万一引发系统不稳定，我们准备了针对性的‘安抚信号’预案，虽然那只是理论推导。”

沈浩飞沉思良久。方案严谨，考虑周全，但未知性依然巨大。他看向苏桐：“你有多大把握，这个试验不会对Z-9造成不可逆影响？”

苏桐与团队中的几位资深生态学家交换了眼神，郑重回答：“基于现有数据，我们认为风险低于一次中等强度的海底地震或附近一次中等规模的水下滑坡事件。系统展现出了惊人的恢复力。但我们不能承诺‘零风险’，指挥。对任何活着的、我们尚未理解的系统进行主动干预，都存在不确定性。这需要您来权衡。”

沈浩飞最终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