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L海区的科探纪行（4/5）

为单凭一些照片和有限数据就做出“颠覆性”推论为时过早，甚至暗指这是“科研炒作”。一些非主流的媒体和网站，则已经开始将发现与“外星文明遗迹”、“失落海底文明”等耸人听闻的话题挂钩。

政治层面的反应则更加微妙。某国海军高级将领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对媒体表示，“任何在公海海底的发现，都应遵循‘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确保科学透明和国际合作”，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另一个国家的海洋事务部门则发布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声明，强调“在深海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框架下，支持负责任的科学研究”，并“期待相关数据在国际科学平台上的早日共享”。

国内发来的指示也越来越具体。上级肯定了科考队取得的重大成果，强调了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要求对关键样本和数据采取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同时，在对外信息发布上，要“严谨、准确、有步骤、有策略”。

“策略……”沈跃飞轻轻重复这个词。他知道，科学发现一旦与“策略”挂钩，就变得无比复杂。纯粹的科学家渴望第一时间将发现公之于世，接受同行的检验，推动认知边界的拓展。但作为国家重大科考任务的负责人，他必须权衡更多：技术的潜在价值、可能引发的国际资源竞争、地缘政治影响、乃至公众的理解和接受度。

船体又一次在巨浪的推动下大幅度倾斜，桌上的水杯滑到边缘，被沈跃飞一把按住。窗外的世界一片混沌，狂风暴雨仿佛要吞噬一切。这让他想起了深海之下，那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和未知。

“笃笃笃。”敲门声响起，即使在风雨和海浪的噪音中也很清晰。

“请进。”

进来的是副领队，负责国际合作与联络的赵立明教授。他脸色有些苍白，不知是晕船还是忧虑所致。赵立明是海洋法专家，精通国际规则，性格相对温和，更注重沟通与协调。

“沈指，还没休息？”赵立明在沈跃飞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也系上了安全带。

“有些问题需要想清楚。立明，你来的正好，看看这个。”沈跃飞将电脑屏幕转向他，显示的是国际舆论的动态汇总，“你怎么看现在的局面？”

赵立明仔细看了一会儿，推了推眼镜：“热度远超预期，方向也开始分化。科学界渴望真相，但政治和资源考量已经渗入。我刚刚也看了苏首席他们的报告摘要……老实说，如果那些初步分析被证实，这个发现的价值，将远超多金属结核本身。它可能指向一种全新的材料科学范式，甚至生命科学范式。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所以，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保守的策略？进一步封锁消息，集中力量在国内进行深入研究，待技术成熟或局面有利时再逐步公开？”沈跃飞问。

赵立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研究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区域’（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资源，以及相关科学研究的规定。公约确实明确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鼓励国际合作与和平利用科学。但同时，各国也有权在公海进行科学研究，并对取得的样本和数据拥有初步的、用于科学研究的权利。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我们发现的‘东西’。如果它被普遍认定为具有巨大潜在经济价值的‘资源’，那么围绕其开发权的博弈将异常复杂。如果它更多被视为一项‘科学发现’，那么国际科学合作的规范会更适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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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继续道：“目前最大的变数，就是苏首席报告里提到的‘复合体系’的特殊性。它模糊了‘资源’、‘文物’、‘生物样本’甚至‘未知技术产物’的边界。这在国际法和现有深海治理框架下，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谁先制定出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和规则，谁就可能占据主动。”